藏头诗‖幸有心期当小暑·葛衣纱帽望回车
2023-07-07 09:32:52
更新时间:2023-08-18 13:34:25
黑格尔的《历史哲学》主要讲的是他的历史观。但他跟许多人一样,把“历史”和“历史观”混为一谈了,“历史”是过去发生的事,我们把它们记载下来,保留在记忆中,形成“历史观”,但人们往往把过去发生的事和对它们记忆混淆在一起。
比如《汉书》,它记载了公元前206至公元23年间的史实,许多人认为这段时间的“历史”就是汉书记载的内容。其实《汉书》不过是反映了人们对这段时间的记忆而已,人们把对这段时间所了解到的各种事实的见闻、记忆通过文字记载下来,编成史书,用来反映这段历史。
《汉书》是对西汉历史的认识,而不是西汉历史本身。真正的西汉历史本身只有生活在西汉时代的人才能接触到,西汉后的人怎么可能接触得到呢?他们对西汉时代历史的认识只能通过史料(前人的认识材料)来展开。就连班彪、班固父子在写《汉书》时,还需要对前代的各种资料进行辨别和甄选,做出择优劣汰,说《汉书》中不掺杂一点主观意识那是不可能的,相反《汉书》就是主观意识的产物,它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——属于历史观。如果把《汉书》直接等同于西汉历史本身,那《汉书》没有写到的一些事实就不属于西汉历史了么?
《汉书》
因此,我们需要做个区分——
我们把现实中的历史称为“史实”;而把我们对历史的记忆、记载称为“史料”,前者才是真正的历史,后者则属于历史观、历史学。
我们常说因某某史料的发现而“颠覆了历史”,这其实指的是颠覆了过去人们对历史的看法,而不是指修改了历史的进程,历史是客观的,历史本身不能被修改,因为我们还无法穿越时空。
但黑格尔的《历史哲学》不做这种区分,因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里,现实世界不过是精神的外化而已,现实的历史也被他视为世界精神的运动。所以,他在语言方面出现了混乱。
黑格尔曾在《历史哲学》里说:
“中国虽然有各个朝代之间的更替和转变,但却始终没有什么变化,不过是一个王权代替了另外一个王权而已。一种亘古不变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历史的东西,因此可以说,中国和印度还处在世界历史的外面。 ”
这话招来不少中国人的愤慨,也得到另外一些国人的喝彩。愤慨的人认为黑格尔没来过中国、也不了解中国,完全没有发言权;喝彩的人则觉得黑格尔嘲讽了中国四千年的专制和愚昧,指责中国没有融入世界文明。
然而,大部分人都只是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,根据自己的目的来解读而已,真正读过《历史哲学》的人少之又少。可是,如果不理解一句话就妄加引用、胡乱解读,那只能表明说话者自己的愚蠢,而跟作者毫不相干。
其实,当黑格尔说“中国的‘历史作家’层出不穷、继续不断。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。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,但是没有真正的‘历史’”时,他所说的“历史”是历史观;当他说:“它(中国)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帝国,只是自身平静地发展着,从来没有从外部被摧毁”时,这里的“历史”是指真实的历史。
因此,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包含着两层含义:
第一,中国人的精神没有变化,历史观没有发展,一直停留在经验层次;
第二,中国人的活动没有出现变化,他们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法律等长期停滞,而且孤立于世界文明之外。
至于黑格尔的观点是否正确,我们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。
《历史哲学》是黑格尔在柏林大学多次演讲的讲义
我们常说“历史是一个任人装扮的小姑娘”,这是指人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目的去认识和描绘历史,在不同历史观的人眼中,历史呈现出不同的形象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,大家都不置可否。
在一个历史事件面前,感伤主义者看到的是悲惨一幕,乐观主义者觉得只是一场有趣的冲突,而麻木不仁者却认为是件无关紧要的事情。伯夷、叔齐说武王伐纣是以下犯上,孟子则说是顺天应人;陈寿夸曹操是“非常之人,超世之杰”,石勒却讥笑他“欺人孤儿寡母,狐媚以取天下。”
主观性在历史领域的作用丝毫不低于文学艺术领域,怀疑主义在这里找到了自由的天地。历史作为已经过去的事,不像物理化学现象一样可以随时供我们进行实践和检验,反而只能任人评说、戏说。仿佛我们在历史领域中只能求同存异,而无法认识唯一正确的历史似的。
黑格尔:“‘历史’这个名词联合了客观的和主观的两方面。”
这样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矛盾,历史是客观的,历史观却是主观的,那么我们究竟能不能够正确认识那个客观的历史呢?如果可以,我们又该如何去认识它呢?
毫无疑问,我们是可以正确认识历史的。就如我们每天写的日记,虽然记忆有些偏差、认识有些错误、笔法有些掩饰,但多少都会如实反映当天的情况。史书同样也会多少如实地记录下现实的历史。历史确实是任人随意装扮的“小姑娘”,但装扮并不能够完全抹煞掉这个“小姑娘”的存在,如果没有这个“小姑娘”,装扮工作就无法进行。只要我们具备分辨的能力,肯下功夫,就能够透过浓脂艳粉,看到历史的真面目。
秦朝是否残暴可供人们进行争论,但秦朝确实只统一了短暂的时间,这是事实;隋炀帝是否是暴君,也可以交给清谈家者们辩论,但隋政权确实是在他在位的时候开始土崩瓦解的,这也是事实;伯夷和孟子对武王伐纣的评价不一,但他们都没否认这件事的真实性。
对于历史爱好者来说,要认识历史,首先需要去除别人的“主观评价”这层粉——因为恰当的评价只有在认识之后才能做出,如果一上来就想先看看别人的评价,然后再去了解它,那这就是从结尾出发了。如果我们想了解某段不熟悉的历史,那就得找一本大事记或者编年史来阅读,而不是去翻阅某个研究者的著作,以免被动地接受别人灌输进来的看法。
清人王鸣盛说:“学问之道,求于虚不如求于实,议论褒贬皆虚文耳。作史者之所记录,读史者之所考核,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,外此又何多求邪?”我们写历史、读历史以及研究历史的直接目的,真正说来并不是为了作为清谈的谈资,不是为了在褒贬人物时争得面红耳赤,而是为了正确认识真实的历史。
有时候,真理毫无用处,谎言却能形成凝聚力。可是实用主义在历史领域却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,历史学的良心是实事求是。如果不是出于自身利益,正常的人都不会本着编造谎言的心态去写历史;读者更不可能为了受骗而去阅读史书。当一个人对历史发生兴趣、渴望认识历史时,就表明了他具有了求真和求实的心态。
历史是一连串的相互作用,现在的样子是由过去造成的,因此《吕氏春秋》说“察今则可以知古”。历史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,历史人物也已经死掉了,但它们的痕迹还有一些保留到现在。一个人即使已经走远,我们只要通过他的足迹,仍可以判断他去哪了。
历史的痕迹有很多,如史料、记忆、文物、风俗甚至神话传说等等,通过对这些东西的研究、考证、辨析形成的历史观才是实在的、科学的历史观,而那些基于自我个性、主观观念,个人偏好的历史观则更类似于意见,前者为是实在的学问,后者却是虚无的清谈,只有前者,才把历史观建立在唯物的基础之上。
喜欢发表意见是一种低智的表现,它意味着人想要用自己的主观幻想来代替历史纪录。他们先是形成某种想法,然后再片面地摘取某份资料,用来表达出这个意见——例如有些人想建立异说,他们看过睡虎地的秦简后,觉得秦朝的法律并不严苛,所以推断秦朝不是亡于暴政。这种幼稚的逻辑不懂得的法律条文是一回事,执行起来是另一回事的道理。试想千百年后,如果有人看到我们的《劳动法》,是否也可以推断说我们的时代没有996工作制度呢?
因此,正确认识历史的前提,在于全面、充分地掌握史料,并对它们进行反复的考证分析,形态系统的历史观——当然,这只是一个出发点。